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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,地理环境是道德文学与文学道德学批判发生的根底 ——邹建军教授访谈录-雷火苹果app

admin 雷火电竞 2019-09-06 183 0

原文载《世界文学评论》第16辑

内容提要:“伦理文学”是指中外文学史上与伦理相关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,是与“非伦理文学”相对而存在的。伦理文学的产生虽然极其古老,然而它的提出、研究与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,却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;文学伦理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,也是当代中国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。在文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,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念与概念术语,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,值得我们提出新的理论进行适当的反思与修正。最近,笔者就相关学术问题,请教了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建军教授。相信他在此所发表的一些独到的见解,会有助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充实与完善,有利于中国伦理文学创作的繁荣,也有利于提高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在中外文学研究中的实践水平。地理环境是伦理文学产生的基础,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产生的基础,因为伦理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,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,每一种伦理观念与伦理思想的产生,都有它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地理空间,因为每一个人、每一代人都生活在大地之上。

关键词:伦理文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 地域环境 地理基础 文学地理学

作者简介:甘小盼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,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、外国文学与民间文学。

甘小盼(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,以下简称“甘”):伦理文学创作虽然在中国自古就有,但“伦理文学”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与文学研究对象,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。为了让大家进一步全面地了解相关的概念与批评方法,您作为这个概念的提出者,请您谈一谈什么叫做“伦理文学”?什么叫做“文学伦理学批评”?

邹建军(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以下简称“邹”):“伦理文学”就是人类有史以来,在中外文学史上所出现的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现象、探索人类社会伦理问题、以表现伦理思想和伦理情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。相对而言,无论中外,早期的文学多半是地理文学,有的叫做自然文学;中期以后特别是当人类伦理意识觉醒之后所产生的文学,主要是伦理文学。然而,到了世界各国交通特别发达以后,特别是当飞机技术成熟,并普遍投入使用以后,许多与旅行相关的文学作品产生并繁荣起来,表现社会底层和重大事件的非虚构文学发展起来,“地理文学”和“伦理文学”相并而存的状态,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。在中国古代,伦理文学是相当发达的,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,其中有多种多样的体式,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窦娥冤》等。在古希腊时代和古罗马时代,也产生过许多重要的伦理文学作品,如古希腊时代的悲剧、喜剧和史诗,其后也有诸多伦理文学作品的产生,如莎士比亚的戏剧、易卜生的戏剧和劳伦斯的小说等。所以,“伦理文学”这个概念虽然出现得比较晚,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“伦理文学”,却是大量的存在、普遍的存在,是当代中国学者所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产生的前提和基础。也就是说,没有中外文学史上伦理文学的产生和存在,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没有研究的对象;如果对象和问题都不存在,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就不会存在。而所谓的“文学伦理学批评”,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,最初是由聂珍钊教授在2005年江西会议上提出来的,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,才发展壮大起来的,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有创见、有体系的文学批评理论。简单地说,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对于中外文学史上伦理文学现象的批评和研究。这里的“伦理文学”指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,主要是指作家和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,当然也包括文学思潮、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。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主要是针对伦理文学作品的批评,而不是针对作品之外的文学伦理研究,文学伦理学批评只是文学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部分,不过是特别重要的部分。

甘:伦理文学是有关人类社会的文学现象,文学伦理学研究的是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某种文学现象,似乎与“地理”之间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。那么,为什么说“伦理文学”和“文学伦理学批评”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特定的“地理环境”呢?

邹:首先,伦理文学产生的基础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,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伦理,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伦理,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伦理,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伦理,不同的家族也有不同的伦理。为什么呢?原因当然很多,然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响。如果有人说高原有高原的伦理,平原有平原的伦理,大海有大海的伦理,盆地有盆地的伦理,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。就是在同一个行政区内,鄂西有鄂西的伦理,鄂南有鄂南的伦理,江汉平原有江汉平原的伦理,大别山地区也有大别山地区的伦理,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,以及地理环境制约下的文化传统不同,民间信仰的不同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伦理,对此,《管子•水地篇》中有相当丰富而明确的论述。在西方国家和东方其他国家,也同样是如此。其次,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建立在伦理文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批评方法,没有伦理文学的存在就没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,因此,文学伦理学产生的基础也就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。不同的地区对于伦理会有不同的理解,不同的地区的学者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,也会有不同的理解,其关键当然在于人,也就是批评者。美国的伦理批评之所以有其独立性,英国的伦理批评又有所不同,就是因为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传统往往具有不同的伦理观念和伦理规则;而当代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,也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批评传统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。中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或地区,具有强大的自我传统,这种传统中就包括伦理思想和伦理观念,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思想就是自成一体的,五千年来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。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地理范围在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珠江之间,以四条大河这中心的地理区域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是封闭的内陆型的,而不是开放的大海型的。因此,中国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恋爱、婚姻与家庭观念,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伦理的主要内容。而日本却是列岛式的地理环境,海洋对其社会构成与人们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,所以日本的伦理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,那么它的文学与艺术形态,与中国文学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区别。

甘:文学伦理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,文学地理学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,有的人将其对立起来,似乎是不对的。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科学性与价值度也不是绝对的,两者是不是可以兼顾,或兼用所长?

邹: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价值都是相对的,而不是绝对的,文学地理学、文学伦理学这样的由中国学者自己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批评方法,它们的价值与重要性也是相对的,也只能是相对的。那种无限地夸大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价值的说法,是没有道理的,也是不负责任的。没有哪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可以包打天下,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我生活与自我生命的对象物,都是作家的情感与思想的流铸,绝对不可能只是人类社会生活某一个方面的存在,而是多个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存在。如果文学作品只是观念的产物,只是某一种理念的影子,那我们只要用一种批评方法就可以解释其全部内容;然而这样的文学作品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,并且是否可以算上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,也未可知。因此,我们对于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要有正确的认识,我们不可以先入为主地只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,而排斥他种方法。如果如此的话,那就是一种偏执人格的体现。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文学批评方法是可以兼而为用的,并且可以相互借用,共同为世界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做出贡献。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作家作品中的伦理现象,探索其中的伦理存在及其原因,并与特定的历史时代联系起来,发现并解释其存在的特殊性,从而让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得到一种新的解释,得出一些新的结论。只要我们可以这样做,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所取得的成功。然而,并不是每一位作家和每一部作品都存在伦理现象,也并不是每一位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伦理问题,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,许多作品是并不具有伦理内涵的。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宗法制的伦理社会,然而,中国古代许多的山水诗、山水散文,则与中国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我们对之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议方法来进行研究,显然是不合适的,也是没有力量的、没有效果的。相反,我们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,则不仅是合适的,也是有力量的、有效果的。而且从文学的发生、文学的产生和文学的本质而言,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有它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,因为人总是生活在地球之上,总是生存于以地理为基础的时空之中。然而,也许任何时空都不存在伦理问题,而任何时空都存在地理问题。因此,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可以观照的作家与作品,也可以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来观照,并且我们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运用。中国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,我们可以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来讨论其中的忠孝节义问题,我们也可以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来讨论魏、蜀、吴三国之间相互纠缠的历史过程,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北方与南方、西方与东方、长江与黄河、赤壁与隆中等。所以,我认为任何文学批评方法的意义都是相对的存在,而不是绝对的存在。如果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,对此就会有科学的、正确的认识。文学伦理学还是有其地理基础的,因为任何伦理都是在特定区域内的、具体的伦理,不可能具有超越于地理空间之上的抽象的伦理。抽象的伦理从来是不存在的,伦理总是具体的、流动的,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联在一起的。对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,可以从伦理的角度进行,也可以从地理的角度进行,就是看作品中是不是存在伦理与地理因素。一般而言,在长篇小说、多幕剧、史诗性的长诗中,伦理与地理是并存的;而在比较短的文学作品中,往往只是存在某一个方面,那么,用一种批评方法也就够了。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这样的作品,多种多样的批评方法都是可以运用的;而《蜀道难》《将进酒》这样的作品,则运用文学地理学或文学伦理学,也就可以了。

甘: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批评,作为两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,在最近十年的文学研究中,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,然而它的理论和实践本身,也不是尽善尽美。有的作者只研究作家作品里的伦理问题,或者作家作品里的地理问题,最后的落脚点只是伦理和地理,而不是文学本身,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。有的作者不把作家当作家,不把文学当文学,不把文学问题当成美学问题,而是把它当成了纯粹的伦理问题或地理问题。不知您对这种批评现象,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?

邹:文学地理学批评也好,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好,落脚点还是要在文学、在艺术、在审美,而不在于地理和伦理本身。文学伦理学批评、文学地理学批评,最终要说明的还是文学问题、美学问题,这一点应当再次明确。我们研究的是文学,而不是地理和伦理本身,因此,我们从事文学批评所得出的结论,应当是关于文学的、美学的、艺术的,而不是关于伦理的和地理的。伦理或地理不是美学问题,而是科学问题,科学与文学是存在明确分野和巨大差距的。伦理学属于社会科学,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,而它们与文学都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学科体系,从研究而言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,虽然两者之间也可以相互为用。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兴起,不是因为伦理学对文学的启示,而是因为文学对伦理学的启示;文学中伦理问题的存在,也不是因为伦理学对于文学的渗透和影响而产生的和发展的。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所以兴起,在于文学现象中本来就存在伦理问题,而这是作家在从事文学写作的时候就规定好了的,即某一种特定的社会伦理与生活伦理,通过作家的思想而被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,而不是相反。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产生也同样是如此,文学地理学批评不是因为地理学的启示,也不是因为地理学对文学的渗透,作家总是生存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,于是地理就成为了文学现象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因此,文学伦理学批评只是一种方法,而这种方法的目标是要揭示文学作品与作家身上存在的伦理问题,但这种伦理问题不是社会上的伦理,也不是人们生活中的伦理,它只是人类社会与生活中的伦理结果,是社会与生活的一面镜子,而文学伦理学要观照的只是这面镜子。文学伦理学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这面镜子,需要说明的也是这面镜子里存在的问题,社会与生活只是镜子所反映的对象。然而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面镜子,而不是原来的社会和生活。文学地理学也同样是如此,我们要研究的是文学作品和作家身上的地理镜像,而不是原来的地理与环境。如果我们只是去观照社会生活中原来存在的东西,而不再关注文学这面镜子,那就失去了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。即使是要求回到原来的社会与生活现场,以对文学作品进行说明与阐释,也只是说明作家与作品存在的具像,而不是原来的社会与生活的历史。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审美的产物,而任何作家都是审美的主体,没有作家的审美活动与审美过程,文学作品根本就没有产生的可能。所以,无论是文学伦理学还是文学地理学,关注的、探索的所有对象都是文学问题,而不是非文学问题。比如我们研究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歌,可以从伦理的角度去研究,也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,但最后要说明的还是他的诗歌作品与他的诗歌创作,而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伦理,也不是英国特定的地理。

甘:“地理叙事”这个概念是您所提出来的,然而现在有的学者对此理论术语并没有一种清楚的、明确的认识,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也引起了一些误解。您认为我们在文学研究中,当如面对文学作品里的“地理叙事”?

邹:所谓“地理叙事”,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以地理影像、地理意象、地名、地理空间、地理想象等为手段而构成的叙事方式,主要是指作品的艺术形态,同时也是一种情感形态、思想形态和美学形态。因此,你如果要研究某一位作家或某一个作品里的地理叙事,首先就要让人明白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叙事是如何构成的、如何形成的、如何发展的,其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?虽然都是地理叙事,但每一部作品里的地理叙事是并不相同的,每一类文体里的地理叙事也是并不相同的。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,存在多种多样的地理叙事。不是说只要作品里存在自然景观,就一定构成了地理叙事;并不是说作品里出现了地名,就一定成为了一种地理叙事。地理叙事是要有相当基础的,即作家把与地理相关的因素作为了故事讲述的手段,或当成了情节展开的方式,成为了某一部文学作品中艺术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,成为了作品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主要内容,并且与其主题、思想、人物、风格发生了重要的联系,产生了必然的关系。一般而言,诗歌特别是抒情短诗中,并不存在地理叙事,但李白《蜀道难》却是典型的地理叙事;戏剧作品中也少有地理叙事,然而易卜生的《布朗德》却存在典型的地理叙事。所以,地理叙事是不是存在,要看具体的文学作品,不可一概而论。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地理叙事,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不能离开地理叙事;地理叙事只是叙事方式中的一种,而不是全部。“伦理叙事”和“叙事伦理”并不是一回事情,后者是一种叙事的态度,而前者是一种叙事的方式。“叙事伦理”不属于叙事学研究的范畴,而“伦理叙事”却可以属于叙事学所关注的对象,并且有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对象。现有的中国从西方引进来的所谓的叙事学理论,似乎也没有很好地研究伦理叙事的问题,中国学者自己发展起来的“中国叙事学”,可以很好地研究一下“伦理叙事”的相关问题。正如“地理叙事”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术语,“伦理叙事”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的术语,是一个新的创造。在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,“伦理叙事”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术语;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中,“地理叙事”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术语,两者是相对而存在的,但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。“地理叙事”有可能与伦理有关,然而“伦理叙事”则不必一定是具有地理性质的。

甘:中国古代就是一个伦理社会,并且中国古代的文学往往也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,特别是小说和戏剧,有的还是一种伦理说教;在此方面,诗歌与散文往往就少有伦理色彩。既然伦理文学在中国早已有之,为什么又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呢?

邹:伦理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古老的,探讨文学中的伦理问题也是相当古老的,但是这并不妨碍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文学伦理学批评渐趋成型与成熟;这种成型与成熟,是以一批新的术语和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为重要标志的。可见,古树可以开出鲜艳的花朵。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文学伦理学批评,但少有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理论,即把文学伦理学当成一种新的理论,形成了自己的体系,有自己的术语和概念,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“文以载道”是中国的传统,然而这里所谓的“道”,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“伦理”,内涵比“伦理”要宽得多、广得多。春秋时期的孔子所提出来的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学说,是指诗歌特别是《诗经》中的诗歌的功能与效用,并不就是讲文学的“伦理”;对于“教化”功能的认识,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“伦理”,然而两者也并不相等。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,批评理论是比较弱小的,有一些批评概念如“风骨”“神韵”“意境”虽然很有意思,但是并不好把握,并且它们本身似乎也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。在文学伦理学方面,就更是没有一整套的、成体系的术语和概念。在西方的古代,虽然很早就有了《伦理学》这样的巨著,然而并没有和文学发生实质性的联系,因此也少有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理论。在现代的美国,有所谓的伦理批评,在法国也有《文艺伦理学》之类的著作问世,然而也不是中国当代意义的文学伦理学,更不是现在中国学者所讲的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理论。因此,文学伦理学是一种新的批评理论,也就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,着重于探讨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产生,以及如何运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。伦理文学是早就存在的,文学伦理学也是早就存在的,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却是后起的,因此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,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,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的人不愿意承认这样一点,是出于没有很好地研究;如果认真地阅读了与研究了,对此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。

甘:在当代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,有将人的身体之构成分成“兽性因子”与“人性因子”的理论,似乎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两种因子,并且不断地运动和转化,并称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。不知您对这种“人性”与“兽性”二分的理论,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?

邹:这种理论本身似乎并无问题,如果说有问题,则多半是许多人在运用的时候产生的问题,是由于后人在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。我们要承认这种理论的创造性,然而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中,也要有一种事实求是的态度,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要进行具体的分析。首先,人本来也是动物的一种,按照达尔文及其后学的“进化论”理论及其所标示的科学发现,人也是由植物和动物演化而来的,人不能独立于生物之外,本就是世界生物圈中的一种,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而已。动物当然不是人,但人却是动物,具有动物身上的许多特性,比如人也要吃、要穿、要睡觉、要有性生活,人也要有同伴与家庭。当然,现代的人类发展出了从前的动物所没有的东西。因此,把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人身上的兽性与人性分开,是不容易的。其次,这样的区分并不符合现代人类生存的事实。在一个人身上,主要是生物性也就是所谓“兽性”,并且首先是生物性的存在。如果没有与动物一样的性质,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于世界之上。三天不吃就饿得慌,三天不睡就天光光。而“人性”也就是人的特性,是在生物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是附属于生物性而存在的。没有生物性的人就没有人性的人,人总是要有血有肉,有手有脚,有眼与耳。如果没有这些,你还算是人吗?所以,我认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,生物性是首要的存在、第一的存在,虽然不是唯一的存在。再次,动物身上也有人性,人性不是人身上才有的东西,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会听说这条狗通人性,许多人之所以喜欢养一些宠物,也就是这个道理。也许有的人说这些动物只是通人性,而不是说它们就具有人性;其实我认为意思是相同的,通人性就是具有人性,与人是一样的。那么,如果我们认为“兽性”就只有动物身上才有,或者说动物身上就只有兽性,而只有人的身上才有人性,这是说不通的。“人性”,只是人类发展成为了高级阶段的动物,变成了人之后,才具有的一些为动物所没有的东西,比如说文化、思想、哲学之类的。人性只是人所拥有的一种意识,具有了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,不可把自己等同于动物,比如不可与同一家族内的成员近亲的通婚,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穿衣服等,而动物还没有进化到这个阶段,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思想自觉,也就没有这样的在言行上的讲究。第四,把每一个人以“人性因子”和“兽性因子”进行分割,容易造成人性的分裂,而实际上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这两种东西总是统一的、转化的、不可分离的。我们很难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去区分哪些是“人性因子”,而哪些是“兽性因子”,因为人也是动物,血与肉、骨与毛是不可分开的。更为重要的是,几乎所有的动物也都有人性,如阿狗与阿猫。所以,可以用“人性因子”与“兽性因子”的统一论,来代替分割论。这种人兽二分的理论,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,也是不便操作的。我们在分析《金瓶梅》里潘金莲的时候,她什么时候是“人性因子”起主导作用,什么时候是“兽性因子”起主导作用呢?难道说只有她与西门庆在一起的时候“兽性因子”起主导作用;而与武大郎在一起的时候,是“人性因子”在起主导作用吗?显然不是这样的。与此相反,许多学者认为在潘金莲身上主要是体现了人性的复苏,她是一个追求人性自由与妇女解放精神的典型形象。所以,不论人性也好、兽性也好,只是一个人身上存在的两个维度,分开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,也是不科学的。人类进入近代以来,许多作家将人性的解放作为艺术探索的重要主题,创作了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,而这些作家所一再赞美的人性,恰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所讲的“兽性”。由此看来,人性和兽性分割的理论,是不利于文学创作的,不符合创作的实际。这样的理论当然是空洞的、苍白的,也许不可能用来解释真正的文学作品,往往只可用于解释那些理念先行的作品,而那样的作品在读者中是没人理睬的,在历史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。在中外文学史上,这样的作品的确也是存在的。

甘:您为什么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的“人兽分离”的理论,是不利于文学创作,也是不符合文学研究需要的呢?请您对此再作进一步的理论论述与实证分析。

邹:有的学者不能正确理解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中的原创理论,认为“人性因子”就是好的、善的和有利的,而“兽性因子”则是坏的、恶的和有害的,并且以这样的观念来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,所以往往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“人性因子”与“兽性因子”理论本身并不存在问题,关键是后人的理解出了问题,没有领会到这种理论的实质。这种理论提出的时候,并不是针对作家的文学创作,也不针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。有的学者要求作家也要听从这种理论,来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,就超出了原来的料想,让事物发展到了它的反面。这种将“兽性”和“人性”二分,并且在许多时候趋于绝对化的理论,是不利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,也不符合有史以来的中外文学史的事实。在中外文学史上,作家、艺术家往往以个人的感性和个体的生命经验,来寻找和探索对现有社会伦理道德的突破,而在这个过程中,“人性因子”往往不起作用,相反却是“兽性因子”发挥主导。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竹枝词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丰乳肥臀》,以及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、劳伦斯的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》、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,中国现代作家茅盾早期的小说,张恨水的小说,近代以来中国的言情小说,西方文学史上的婚恋小说、情色小说等等,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这类作品没有什么价值,相反拥有大量的读者,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。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人的事情,他是从感情与事实出发来写作品,也是以此为基础来从事创作的,不可能还考虑什么外在的道德规范,什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要求。本人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,我主要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,从自己的体验出发,从自我的需要出发,从自我的想象出发,我不可能从现有的某种理论出发来从事文学创作。是什么样的人就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,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,想象可以在文学创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,但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。因此,文学伦理学只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,但并不能影响我们对文学的本质、产生、形成和功能的认识,更不能运用文学伦理学的理论来要求作家,因为现有的文学伦理学并不针对文学创作。文学创作是一回事,文学研究却是另一回事,两者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了。

甘:“伦理选择”是现有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术语之一,但我们发现在一个人的一生中,伦理选择的事实其实是不明显的,并且在许多人身上,“伦理选择”根本就不会发生。那么,它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何在呢?

邹:“伦理选择”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,总是出现过多次的伦理选择,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,产生过重要的意义。然而对于具体的作家与作品而言,“伦理选择”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有的人把它用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,就出现了理论先行的毛病,似乎许多主人公都在那里进行什么伦理选择,因此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,也并不存在“伦理选择”的问题,而是一个复仇还是放弃的问题,向谁去复仇的问题。所以,“伦理选择”在文学研究中,极有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。首先,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过程中,从几个大的历史阶段而言,存在着三两次大的伦理选择,然而,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而实现的。人类从动物而进化到人类,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,从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,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,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,然而每一个环节的实现,都是在整个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才实现的,并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的,也不是只通过一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。第二,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,主要是新旧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,伦理情感之间的冲突,而不是什么“伦理选择”的问题。在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,很少出现所谓不断地“伦理选择”的情况。第三,如果作家在创作之前,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表现的是“伦理选择”,那在主题先行论的影响之下,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,绝对是无味无品的。“伦理选择”当然是一种理性的状态,而作家在从事创作的时候则主要是感性的状态。他们在情绪之中进行想象,在想象之中进行创作,在创作之中进行修改,在修改之中进行创作,可以说理性与思想是与情感同步进行的,理性不可能在创作中单独存在,更不可能独立出现。所以,伦理选择对作家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,对于文学作品里的人物而言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如果是描写一个民族变迁的史诗性作品,也可能会涉及由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了另一个历史阶段,这时候可能会有伦理选择,然而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,也不可能需要通过血雨灾风之类的重大斗争。而这样的作品,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也并不多见。

甘: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,有的人一讲“伦理”似乎自己就代表伦理、代表正义,大有以此而挞伐他者之势。请问这还是文学研究吗?不知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?

邹:在这种现象中,所谓的“伦理”并不代表正义,也不代表良善。“伦理”是一个中性词,人类历史上有多种多样的伦理,从道德层面而言,有许多好的伦理,也有诸多坏的伦理。在现有的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,有许多东西都是已经被批判过的,是处于人类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东西、落后的东西,有的也是需要再批判的。如封建伦常、包办婚姻、宗法体制、家长制、买卖婚姻、黑社会、童工制等,如此之类的历史上出现的许多东西,都是被否定了的。因此,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生活在“伦理”的阴影之下,也不可能为了“伦理”而生活。人类最大的“伦理”就是民主、自由和人权,是每一个学者都必须要追求的,不可放弃这些真理性的思想存在,因为这才是真正的“伦理人”的观念。在“自然人”时代,为了求生存和发展而通行的规则,到了“伦理人”时代就被否定了;“伦理人”时代所制定的一些规则,到了“后伦理人”时代也会被否定。在今天的美国存在许多同性恋者,他们所持的伦理观念显然是不符合“伦理人”要求的,然而他们已经得了自己的权利,成为了一种“后伦理人”的代表。“克隆人”的问题也是一样的,这种人类早晚会出现,其结果是什么或许没有人知道,然而它会带来一种全新的伦理,虽然这样的伦理现在的“伦理人”是不接受的。文学伦理学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,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新的批评文学的方法,它本身并不体现先进与落后的问题,也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,所以,不是说搞文学伦理学研究的人就是好学者,而不搞文学伦理学的人就是坏学者。如果有人存在这样的观念,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。这个问题的出现,也是后人在运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,而不是原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。

甘:任何伦理文学总是出现在大地之上,任何文学伦理学批评也不可能离开大地,离开自己所存在的地理环境,离开自己所处的时代。由此可见,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伦理学的基础,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的学科,而文学伦理学只是一种批评文学的方法。请问您为什么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,都不能离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?

邹:不是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是文学地理学批评,也不是说文学伦理学的前提是文学地理学,而是说文学伦理学要有地理观念,也就说要有区域观念,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伦理,并且是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制约的。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它自己的理论,但这种理论也是有其地理基础的。因此,我们认为文学伦理学还是文学伦理学,文学地理学还是文学地理学,二者不可相混。然而,从本质而言,伦理的基础还是地理。地理是本,伦理是末;地理是土壤,而伦理是花朵。大陆伦理、山地伦理、半岛伦理、海洋伦理、极地伦理、盆地伦理、沙漠伦理等,各不相同。“伦理环境”这个术语是可以成立的,即任何民族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的,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,而人文环境中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“伦理环境”。无论是我们从事作家研究,还是从事作品研究,都要还原到作家当时所生活的伦理环境中进行考察,要还原到它产生的伦理环境中进行考察。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,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。而所谓的环境,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地理环境,人文地理也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,没有自然地理就没有人文地理,没有人文地理就没有伦理环境。因此,我们说地理是文学伦理学成立的基础,地理也是文学地理学批评能够展开的前提,这样的认识不仅没有错,反而还相当的深刻。这样的判断是从文学的本质上讲的,也是从文学存在的宏观上讲的。我们并不是否定文学伦理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,在中国我是最早从事文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,不过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创见,基本上只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。我们在研究了伦理学之后,再来研究地理学;在研究了文学地理学之后,再来思考文学伦理学的相关问题,也是历史的必然。在前人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,这样的反思与探讨,自然会进一步丰富现有的文学伦理学的研究,推进现有文学伦理学批评事业的发展。没有人会只把自己限定的文学地理学或文学伦理学,也没有人可以限定别人只能从事文学伦理学或文学地理学。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兴趣,学术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真理,因此,每一个学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,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没有限制,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中也没有限制,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也没有限制,甚至自然科学,甚至工程科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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